全书概要
本书阐述了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，在中国，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“分配”，同时参与蛋糕的“生产”。因此要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则必须要清楚政府的运作方式。书中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说明，微观角度讲述地方政府与“土地财政”的关系，以及相对应的改革；宏观角度从城市化过程中“重土地、轻人”、招商引资竞争中“重规模、重扩张”、发展战略中“重投资、重生产、轻消费”三个特点，分析优缺点，并介绍后续对“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”所需要的改革。
第一部分：微观机制
中国政府具备条块分割、多重领导的特点，即同一个部门既有上级垂直部门的领导，又有横向地方政府的管理，比如市教育局要服从省教育厅的领导，又要遵循市委的管理，受到双重制约。因此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依据三大原则：
第一、外部性和规模经济：地方政府权力和范围的边界由行政区划决定。影响行政区划的首要因素是外部性，简单来说就是人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。一件事情该不该由地方自主决定，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考虑，若此事只影响本地，没有外部性，就应该由本地全权处理；若还影响其他地方，那上级就应该出面协调。
第二、复杂信息：掌握信息的下级拥有“实际权威”，对信息不清晰的上级只有“形式权威”。
第三、激励相容：专业性强的机构、重要的机构采用垂直管理：如海关；与本地发展相关的事项交给地方政府，同时明确权力和责任。
因此，地方政府在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任务时，能充分调到所有资源和手段。但是，办事要花钱，如果没钱，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落实，所以财政税收自然是重点。财政从分税制改革说起，其对政府和经济影响深远。分税制改革中，重要之一的是增值税（占全国税收1/4）的改革，改革之前为地方税，改革之后，中央拿走75%，留给地方25%，这一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。
分税制的改革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，却减少了其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。一方面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税收规模来提高自己分的收入，另一方面，地方可以可以增加预算外的收入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“土地财政”，分税制改革时这部分收益很少，但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，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开始显现。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，逐步实现住房货币化，第二是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开始实施，农村集体用地很难转为建设用地，这样，地方政府有了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。转让土地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不菲的财政收入，但要让土地转让价格保持持续高位也需要对土地进行开发，其中就包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：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，招商引资；另一方面，限制商住用地供给，赚取土地垄断收益。
土地本身是不值钱的，若能引来工商业和大量人才，价值才会节节攀升。政府通过城投公司（一般为国有独资企业）从银行贷款，这类公司持有政府给的大量土地使用权、有政府的大量补贴、有政府的隐性担保，很容易让企业大量借款，城投公司负责土地的一级开发，如土地的平整拆迁等，然后由房地产类公司进行二次开发，快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债务。这套模式的关键是土地价格。但要保持土地价格上涨就需要不断地投资和建设，可一旦经济增速放缓，地价下跌，累积的债务也会成为沉重的负担。
第二部分：宏观现象
地方政府通过“土地财政”快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，同时也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，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。当前大多数人的困境可以概括为：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，而房价合适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。梦想买不起，故乡回不去。眼看着大城市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却难觅容身之所。资源越优秀的城市竞争也越大，沿海城市和大城市建设用地跟不上人口的数量，而中西部和中小城市人口一直在流出，建设用地指标却一直在增加。若建设用地指标不能在全国交易，土地的使用效率很难提高。2020年，中央提出要对建设用地指标的跨区域流转进行改革，已是一种尝试。另外，随着房价升高，居民的债务也水涨船高，除了抑制房价之外，其根本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，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。建设用地指标的流动应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，首先是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，如农民进了城，可将其宅基地转化为对应城市的建设用地指标等。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，而应该是人，政府应免除个别超大城市的落户限制，并推动城镇教育，就业，医疗等公共服务配置，让资源更加流动。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，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，虽然差距扩大，但因为经济整体在飞速增长，所以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在增加。当经济增速放缓时，由于高收入人群往往有较多的累积财产，最先受到影响的往往是中低收入人群，一旦超过容忍程度，将造成剧烈冲突，没有什么经济力量能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，因此也需要政策的干预，保持社会稳定。
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“重规模、重扩张”，优点是推动了企业的成长和快速工业化，缺点是加重了债务负担。企业卖出产品收到货款之前，需要建设厂房，购买设备和生产原料以及支付工资，这些支出通常需要从银行贷款。个人买房也往往需要贷款。政府也常需要借钱，否则无力建设周期长、投资大且短期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。债务关系让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，任何部门出现问题都可能形成多米诺效应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举例来说，若房价下跌，老百姓感觉变穷了，就会勒紧裤腰带，降低消费，消费降低后，商家东西卖不出去，企业收入减少，难以偿还贷款，负债过高的企业就会破产，银行就会产生坏账，压缩贷款，好企业也会跟着受影响，继而出现裁员降薪现象，物价和工资都出现下跌（通货紧缩），而欠的房贷会跟着物价下跌变得更值钱，实际需要负担的债务更加严重，一旦超过本金，则老百姓会放弃还贷，银行以及债主和股东也将受损，经济出现衰退。债务本身不可怕，如果借来的钱能用好，比如投资实体产业，就能增加未来收入。2016年底，中央首次提出“房住不炒”的定位，全面收紧房地产调控。也是在这一年，“去产能”改革开始见效，工业企业利润率开始回升。2018年上半年，央行试图降低累积多年的金融风险，信用和资金开始收缩，同年下半年，“中美贸易战”开始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。任何国家的债务问题，解决方案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，一是偿还已有债务，二是遏制新增债务。第一类是变卖资产还债，实在还不上只能违约。以政府为例，政府借钱搞土地开发，招商引资，既能提高税收又能抬高地价增加收入，看上去一举两得，但一旦经济下行，土地卖不上价钱，就只能转让资产，如出售国有企业等。第二类是“量化宽松”，央行增发货币来购买资产，把债务转移到央行手里，但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让到穷人手里，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。第三类是增加货币供给，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，这便是所谓的“赤字货币化”，风险极大，历史上国民党政府就曾搞过，彻底搞垮了货币经济，物价完全失控。理解了各类债务的成因之后，也就有了一些遏制新债务的基本原则：限制房价上涨，限制“土地财政”和“土地金融”，限制政府担保和国有企业过度借款等。
我国经济结构上“重投资、重生产、轻消费”。其优点是能快速扩大投资和对外贸易，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拉动经济飞速增长，但缺点是经济结构失衡。对内，居民收入偏低且消费不足，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；对外，国内无法消化的产能向国外输出，加剧了贸易冲突。中央在2020年提出了“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”。其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，要提高居民收入，其一是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，为常住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，如前面提到的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改革。其二是以人为本，加大民生支出，降低土地的依赖，让居民安居乐业，才能扩大消费。其三是扩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，让更多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。
总结
我很喜欢作者在书中的一句话，“写书是需要幻觉的，我必须坚信这本书很重要，很有意义，我才能坚持写完它”。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开始，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肯定是有成功的原因的。作者从政府结构、“土地财政”开始说明我国经济的结构模式以及一些改革措施，而我们置身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，很有必要了解当下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，去理解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。